无论是槟州政府设立多种语文路牌事件，抑或是刘秀梅出任雪州发展局代总经理事件，巫统及回教党的马来议员都展现出非常令人同情的自卑感，事实上民族自卑感一直都在困扰着整个马来族群，只有极度的自卑，才会衍生出种种自大的表现，诸如倾全国之力将族人送上太空旅行，再以各种籍口自我合理化的荒谬行径，就不是任何一个有自信的民族愿意制造的国际笑柄。

自卑感也使得马来民族形成一个自我保护的屏障，断绝了与外界协调的通路与能力，进而产生暴戾及强蛮的态度，让族人失去了面对批评及反省的勇气，雪州大臣卡立是当代少有的醒觉主义马来领袖，开放玛拉大学学额及委任刘秀梅出任总经理等种种跨越种族攀篱的建议及政策，都让他面对来自本身族群的庞大压力，但他确知今日若然要马来民族接收到改革前进的信息，则来自族群内部的声音将是举足轻重的。

毕竟，我国各民族在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思维建设之后，早已将应有的国家价值观建立在以民族为主体的迂腐面上，这绝不是一个世代的领导所能有效根治的，即使现下出现一些持宏观思维的强势领袖，但若要在短期内改变这种已蔚为文化的社会形态，着实并不简单，更何况我们试图「改变」的，正是受众「不改变」的心态；因此，在这项思维再造的工程上，马来领袖的领导远比他族领袖的参与来得重要得多，我们不难想像若当初以「拐杖论」评价马来民族的领袖不是来自其本族，极大的可能将引发另一宗的历史惨剧。

马哈迪有带领马来民族前进的能力，却欠缺推动马来民族自强、自重的意愿，国阵政府一直以来的溺宠将马来民族的尊严消磨殆尽，今日的马来民族已失去了应有的自信与自尊，否则，又有哪一种民族在绝对强势的民主政治下，还愿意厚着脸皮以弱者的身份，不頋尊严「捍卫」旨在保护弱势族群的偏激国家政策？那岂不是在自取其辱吗？独立五十年后，今日国人对领袖的期许依然仍有强烈的民族向性，若说国阵政府真有建立各族共荣的社会承担，显然言过其实。

种族政治是一种容易操弄却不容易掌控的政治技俩，领袖往往必须面对失衡反噬的后果。当代的马来民族即便不愿意与国内各族在良性竞争当中自我优化，但却不得不面对全球化的来临，等到他们踏出这个占尽优势的保护圈之时，才赫然发现原来曾经享用的种种方便只是包了毒药的糖果，然而，一切为时已晚。就不知到时他们是否又会妒忌华族在这片充斥磨难的国情国策下锤炼出来的坚毅与自信？